柴窑瓷器是指五代后周柴世宗时期烧制的御窑瓷。因其烧造仅有五年时间，距今时间又有千年之久，因而存世数量及其稀少，以至于没有一件确切的柴窑器现世。又加之从明代史籍有记载以来人们对柴窑瓷的猜测、传抄、仿制，使其身份更加神秘，寻找柴窑、研究柴窑瓷线索扑朔迷离。其实，依历史记载和河南瓷器发展脉络分析，再结合遗存实物去探索就会发现，柴窑的历史传承和发展脉络十分清晰，这个“御窑”并不“神秘”。
首先，从明初开始有文献记载的“柴窑”和其并列的“（柴）汝、官、哥、定”诸窑是真实存在的。有文献记载的五大名窑中的汝窑、哥窑、定窑已经发现并发掘窑址得以证实。古人记载的历史事件一般都不会是空穴来风，大都是可信的。曹昭在明初成书的《格古要论》中记载：“柴窑出北地，世传柴世宗烧者，故谓之柴窑，天青色，滋润细媚，有细纹，多足粗黄土”。曹昭和其父曹贞隐治学严谨，以“凡见一物必先遍阅图谱”的务实作风，编写了“格古要论”。明清其后及民国、当代转写传抄，多有记载。相对于没有文献记载却被民国大兴土木而证实客观存在的“唐三彩”来说，已经没有必要再去争论“柴窑”存在与否。
展开剩余74%其次，柴窑以金石入胎，宝石为釉，用“柴”、“大周”、“显德元年”等作款识，都是以讹传讹、臆想乱造。真实的柴窑、柴瓷仅仅是“鲁山花瓷”发展到唐末五代时期的一种按“谕旨”烧造的特殊改良的“鲁山花瓷”，即五代、后周“满施花釉的钧瓷”。这一点，可以用考古工作者在“北地”的考古发现来证实。多年来，考古工作者在鲁山段店窑发现“鲁山花瓷”，在禹县小北峪发现了唐代“花瓷”窑址，在禹州神垕赵家门窑、下白峪窑址也发现“唐花瓷”。另外，在禹州市西北约30千米的苌庄曾发现大规模的唐代瓷窑群，在13处窑址中有11处发现“唐花釉瓷”，以黑釉蓝斑、黑釉月白斑居多。这些考古发现，特别是庞大惊人的苌庄乡古窑群，说明从唐代早期至唐末、五代，禹州瓷业生产昌盛，规模宏大盛况空前，是北方制瓷中心。在有着雄厚制瓷历史资源的前提下，后周“瓷器司”将唐代黑釉花斑瓷工艺技术继承下来并移植吸收，创烧“褐色护胎釉上满施花釉钧瓷”的柴窑，是顺其自然的、非常容易的事情。
第三，被誉为有“雨过天晴云破处”意境的“柴窑”釉色，只有“鲁山花瓷”具备，而且是唐末、五代改良的“深色‘护胎釉’上满施‘花釉’”的‘鲁山花瓷’”——五代花釉钧瓷。“鲁山花瓷”在成书于公元628年的“羯鼓录”中被记载，说明唐早期“花瓷”工艺已经相当成熟。从历代瓷器发生、发展的缓慢历史过程推断，“花瓷”创烧时间最晚也得是隋代或东汉。如果把施加钧釉（即“两液分相乳浊釉”）的瓷器叫做钧瓷，那么广义的钧瓷创烧时代应该是隋代或东汉。“鲁山花瓷”即唐钧瓷历经几百年的发展，到唐末五代衰落时期，恰逢贩卖过茶叶、瓷器的，钟情花瓷呈色的后周皇帝柴荣继承皇位登基，谕旨烧造“雨过天晴云破处、者般颜色做将来”的瓷器。于是，执掌“瓷器司”的柴荣二哥柴茂寻良师巧匠，找优质矿土资源，借鉴几百年来发展成熟的“花瓷”工艺，改良创烧“褐色护胎釉上满施‘花釉’的五代钧瓷”——柴窑瓷。笔者所藏的桃型砚滴、花口笔洗等两件五代花釉钧瓷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，也可能是唯二存世的柴窑瓷。这两件疑似柴瓷釉色呈现天蓝为主，月白、乳白、浅灰、姜黄等多种色调相互渗透、丝缕晕染的窑变景象，完全契合“雨过天晴云破处”釉色表现。
目前，证实没有标准器存世的柴窑，只能从古文献记载和已有的考古发现及疑似实物进行推断。最终验证这个并不神秘的“柴窑”还需像“法门寺”地宫验证“秘色瓷”，民国修铁路动土验证“唐三彩”一样，只能期待考古发掘新的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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